抗日战争风浪录,抗日分公司对冒牌货币的应对议程及其功用

边币也叫边票、抗币,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它因币面印有边币二字而得名。

内容摘要:抗日战争时期,伪造中国货币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隐形手段,大量伪造货币被投至抗日根据地,容易造成根据地的通货膨胀、金融恐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伪造货币进行了有效的治理,有力地维护了战时边币和法币的信用,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据《中国军事经济史》记载,登户研究所就伪造了40多亿元法币,其中至少有近30亿元被投至市场得以流通,大约有近五分之一的假法币流入根据地。据《太行根据地的金融货币斗争》,由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伪造的北海票数目达2000多万元,先后流入各根据地。鉴于伪造货币对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和整个抗战局势的严重影响,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政治、经济等领域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反击,加以治理。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货币斗争是晋冀鲁豫边区金融工作的重心,物价稳定工作又是货币斗争的焦点。边区领导层和各级经济管理部门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举的方式,不仅有效维护了边区货币的本位地位,而且通过使用强制行政手段直接挤压和利用伪币的地区差价间接压缩的方法,严厉打击了伪币。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边区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改变了保护法币的政策,转而向外推出法币,从而稳定了边区的金融秩序。除行政手段外,边区还采取了有效的经济斗争手段,将战略物资粮食和山货等农产品与根据地本位货币直接挂钩,积极开展货币斗争。在解决物价波动问题的实践中,边区逐渐认识到贸易管制与市场流通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在调节货币流通量、打破根据地内部贸易壁垒、通过专卖调节粮价等方面都采取了一系列灵活措施,有效稳定了物价。

抗战时期,日军为破坏抗日根据地货币,大批伪造边币。在华北,晋察冀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和山东根据地内多次发现大量假钞。在晋冀鲁豫边区,1941年6月,日伪大批印制假冀钞,由汉奸与奸商投入根据地,以百元比三四十元价格,骗兑边币,冀南内邱县一日内破获假钞案件数起。敌伪伪造边币,最初在根据地境外进行,后来发展到利用汉奸将印钞机运到根据地周边甚至境内来大量印发。1943年以后,日军在根据地周围遍设造假处,每年改造新版。同年春,山西派遣军军部直辖的特务机关东兴公司,指令太原撷华石印馆印制假冀钞6000多万元;5月又指令另一印刷厂印了600多万元;当时冀南大名县以南地区市场上流通的就有70%是假冀钞。

关键词:伪造货币;金融;伪造法币;中国共产党;流通;信用;粮食;抗日根据地;伪币;抗战

关键词: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货币斗争;贸易统制;稳定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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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界对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以下简称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绩,对金融货币史的研究也多有创见。但是,略显遗憾的是,目前对边区金融的研究,或流于对历史事件的一般概述,史料基础薄弱,缺乏微观的区域经济特点分析;或专注于某一环节的探讨,缺乏宏观的时代整体结构把握,所以这一课题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笔者注意到,边区的金融工作,在与日伪顽敌人斗争的复杂环境下,行政手段与经济手段并举,以边区粮食和土产为斗争工具,积极开展货币斗争,在确立边区货币金融本位的基础上,有效稳定了物价。因此,货币斗争成为边区金融工作的重心,稳定物价工作又成为货币斗争的焦点。本文拟以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师部驻地太行区为重点,考察边区的货币斗争,以期增加学术界对抗日根据地经济史的认知。

  抗日战争时期,伪造中国货币成为日本对华侵略的隐形手段,大量伪造货币被投至抗日根据地,容易造成根据地的通货膨胀、金融恐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伪造货币进行了有效的治理,有力地维护了战时边币和法币的信用,为抗战胜利奠定了重要物质基础。加强这一问题的研究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有力驳斥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认甚至美化侵华历史的错误言论等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确立边区本位币的斗争

  日本通过在中国设立日伪银行、发行各类伪币、伪造法币,破坏中国的货币体系和金融秩序,达到侵华的目标。抗日战争中,日本有专门的伪造货币机关、伪造团伙及将伪造货币投入市场的系列措施。1937年,日本成立的“登户研究所”中的“陆军第九技术研究所”就是伪造法币的专门机构,配备高级印刷机械和精湛印刷技术专家。据《中国军事经济史》记载,登户研究所就伪造了40多亿元法币,其中至少有近30亿元被投至市场得以流通,大约有近五分之一的假法币流入根据地。

确立与维护边区货币本位的努力

  同时,日军在石家庄、徐州、开封、济南、武安等多地设立了日伪制造假钞的机关。1940年,日军公然在华北推行大量冀钞五元券的假票,太行区根据地出现伍元、贰元、壹元的冀南钞假票。1942年下半年,随着根据地经济的发展,物资的增加,冀南票的信誉、价值大为提高。晋冀鲁豫边区货币更引起日伪的敌视,他们变本加厉地制造和抛放冀南票假票。据《山西金融志》记录,仅冀南区大名县以南的抗日根据地,流通中的假票竟达市场货币流通量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流通中的伍角票大部分为假票。1943年,日军在山东制造了大量的冀钞五元券假钞。据《太行根据地的金融货币斗争》,由日本三井、三菱等财团伪造的北海票数目达2000多万元,先后流入各根据地。《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记载,1940年在鲁中发现了两种伪造北海票,1942年在胶东曾破获重大伪造假票犯罪五起,滨海、鲁中亦查获数起。

日寇殖民主义的贸易和货币政策给边区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寇通过吸收法币套取外汇基金,破坏中国抗战的国际金融信用。同时,日寇出于其殖民统治和侵略战争的需要,在沦陷区推行贸易统制政策。“到1938年夏季止,敌寇在华北各占领的大城市里已建立起它统治的秩序,比较大的民族工业已被它掌握,大部分已完全没收,因而它掌握了大量的重要商品。”贸易方面,“日本三井三菱财阀的几个重要公司已更大规模地掌握了城市的大商人为它吸收物资、推销仇货”。货币政策方面,日寇“打击法币,套取外汇,它企图把华北的对外贸易完全垄断在日寇的几个财阀手里,借此可以推行‘日圆集团’的新货币伪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山西省档案馆编《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2—973页。)与沦陷区的经济统制政策同步,日寇加紧了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掠夺与破坏。由于日伪方面占据中国主要工商业城市,得以利用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上的客观优势,因此他们妄图垄断对太行山区的山货贸易,“以产量工业品到根据地来吸收廉价的土产”。许多奸商“更加发展了‘在入口外来品上赚钱’的作法,对出口上赔的钱也加到外来品的利润计算上了”。(《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第979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币作为外汇的职能丧失,日寇遂向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大量抛出法币以套取战略物资,仅1943年春流入冀鲁豫边区的法币即达1万元(1万元,原文如此,有误,应为1万万元。参见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517页。)以上。

  日伪阴谋抛出假票的方法有多种多样。一是利用奸商携带假票到我根据地骗兑或购买物资。二是通过公开强迫或秘密关系,将假票掺在真币内进入根据地市场流通。三是利用奸商欺骗百姓使用假票。四是低价倾销假票。日寇采取伪造大批边币和法币,并采取以上狡猾毒辣的手段抛出,侵占边币市场,骗取边区物资,严重扰乱我方对市场所需货币流通量的统计,导致伪币驱逐真币,造成根据地的通货膨胀、金融恐慌等。

晋冀鲁豫边区各级党和政府,积极开展货币斗争,努力扭转金融领域的混乱局面。其中,尽快确立边区货币的金融本位地位便成为当务之急。边区领导层和各级经济管理部门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并举的方针,打击日伪对边区的金融侵蚀和破坏,有效维护了边区货币的本位地位。

  鉴于伪造货币对抗日根据地经济发展和整个抗战局势的严重影响,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从政治、经济等领域采取有效措施予以反击,加以治理。

边区四个战略区中,太行区,由于是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驻地,所以战略地位最为重要,其经济政策也具有典型意义。太行区推出各种切实措施,以行政强制力确立边区货币冀南钞的本位地位。冀南太行联合办事处于1941年2月以行政力量统一货币,宣布:“凡本区内一切贸易,一律以冀南银行钞票为本位币,不得再以法币、银币交易施行。”(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编辑组,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省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0年版,第711页。)1943年2月召开的太行分局高干会议,要求“在游击区敌占区建立兑换所,发展敌占区以我为本位的钱条,这是变相的把冀钞打入到敌占区去”,特别是“利用商人里的革命两面派,在某些据点里也可实行汇兑”。(太行革命根据地史编委会编《财政经济建设》,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76页。)1945年4月召开的太行区工商总局、银行扩大会议,确定了货币的发行量应根据人民消费量来计算的原则。(参见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编《冀南银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121页。)

  制定正确的财政金融政策。中国共产党遵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本着“打击伪币、保护法币”的宗旨,实行“分散发行、分区流通”的办法,发行独立自主的货币,有力地反击日伪破坏中国金融的图谋,为抗战胜利提供重要的物质保障。为摆脱金融经济上的控制,从根本上反击日军伪造货币,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各根据地要组织发行自己的货币,先后创建了包括晋察冀边区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和北海银行等。这些银行分别发行了冀南票、北海币和光华代价券等各类边币不下500种。中共领导的根据地银行发行货币是根据实际情况,遵循十足准备金的货币发行规律,除了利用金银等硬通货做为准备金外,根据地银行还根据战时实际情况,以战争急需紧要物资如粮食等充当准备金,从而有效地维护了边币的币值稳定和战时根据地金融秩序。

边区政府鼓励人民用铜圆、制钱兑换冀钞,支持边币本位的确立。冀太联办于1940年月发布保护白银禁止使用银币办法,将维护冀钞本币与吸收金银作准备金相结合。办法规定:“凡本区内一切交易,一律以冀南银行钞票为本位币,不得再以银币及白银交易流通”,并命令“凡民间保藏之银币及白银,应依中央之规定,自动持向各级政府或冀南银行兑换冀钞保存行使”。,第185页。)1943年4月公布的边区保护铜圆制钱兑换冀钞办法,要求各县“收兑及没收之铜圆、制钱、废铜等,须随时解缴专署金库,并依次送交总金库保管”。(《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21页。)
1945年5月,太行区工商总局通令:“今后内地白银之买卖,一律由银行经手,凡持有边府、总部、专署三者之一的正式介绍,委托银行,方可代其收买,其价格可由委托人自定。所有其他一切公私商店、机关团体均不得私自进行白银买卖。”白银出口则必须携带太行区银行统一的出口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67页。)1945年5月,冀南银行太行区行和工商总局联合通令禁止私自买卖白银,规定:“内地白银之买卖,一律由银行经手,凡持有边府、总部、专署三者之一的正式介绍,委托银行,方可代其收买。”,第192页。)

使用行政手段驱逐、打击伪币

伪币是日伪当局的本位币,是日伪掠夺中国财富、破坏抗日根据地经济秩序的极其恶毒的工具,因此,为确立边区货币的本位地位,就必须严厉打击伪币。边区一方面采取强制行政手段,使根据地货币直接强制挤压伪币流通空间,另一方面利用伪币的地区差价,通过低价收进再高价抛出的方式压缩伪币的流通空间。

晋冀豫区1941年5月发布禁止伪币办法,要求:“凡本区之军政民机关团体存有伪钞者,统限于5月底送交各该直属之上级机关办理”,伪汇票应于5月底就近向冀南银行办事处或贸易局登记兑换冀钞。(《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13页。)1942年1月召开的冀南银行分行主任联席会议,决定全方位打击伪钞。首先通过商品打击,“利用伪钞之不同价格,从甲地买一部分商品,到乙地去换回伪钞,再拿到甲地去售出,以打击伪钞”;其次,通过货币打击,“自伪钞价格低的地方,买一部分伪钞,拿到其价格高的地方去出售”;最后,通过汇兑,“在敌占区天津建立机构,通盘的沟通外汇,进行汇兑事宜,以商号名义印汇票,在价格高的地方卖汇票,在价格低的地方收一部分,这样一方面可以压低伪钞价格,一方面又可以取一部分利润”。(《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97页。)
1942年1月,冀南银行为对付伪币渗透,指令“阳邑、任村各掌握50万元之伪钞,利用时机,组织抛售出去。其他分行,应继续在敌占区建立外汇关系,以便沟通外汇”。,第103页。)为便利商人到敌占区贸易,冀南银行太行区分行规定商人可把伪钞存于冀南银行,“商人拿到外汇存入银行,按当时市价折成本币,按本币生息以后商人提款时,愿取伪钞者亦可。但均以兑钞为单位”。,第106页。)这样既掌握了伪钞,又促进了对外贸易。1943年1月,冀南银行总行发布紧急通报打击伪钞,由阳邑市场“计划平均价格以本币1至1元3角去吸收一批伪钞,为数500万元”,争取2月时“吸收掌握到有一些伪钞,这样手上才有力量运用以打击新旧伪钞”。总行要求各金融机关“采用快推快收、先推后收的办法,太岳区白晋线、平辽线必须加快的拼命推,将伪钞价格压下与东线收交,越快越好。东线将价格猛压,然后低价低收,随收随时处理”。,第342—343页。)1943年2月召开的太行分局高干会议要求采取灵活措施打击伪钞,充分认识“打击伪钞不仅要在币值的贬低,尤其重要的在于经过币值之贬低与不稳逐渐缩小它的流通范围”。(《财政经济建设》,第176页。)1943年8月,边区政府通令:“凡向敌占区征收粮款吸收之伪币应按时价规定一律交冀南银行,不得直接交给工商局或自行处理。”在冀钞、伪钞混合流通区,“征收粮款时,应尽量强调征收冀钞,以扩大冀钞市场,打击伪钞”。(《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61页。)

对法币由利用到限制

法币作为当时国民政府发行的货币,对于边区来说属于法定货币。从维护统一战线的角度看,边区本应维护法币的法定地位。但是,由于各抗日根据地与国民政府直接统治的大后方地理上长期隔绝,孤悬敌后,具有实际上的经济独立性,加之一方面国民政府为应付战时财政危机而推行通货膨胀政策,法币不断贬值,另一方面,日伪在推行伪币的同时也通过向边区输出贬值的法币从边区抢购粮食、土产,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法币被日伪大量挤兑到边区,使得边区金融环境更加恶化。因此,边区政府在原则上宣布保护法币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又被迫调整政策,转而向外推出法币。

边区为确立边区币的本位地位,对法币采取与外汇等同的态度处理并加以保护。边区财经办事处总结到:“使用外汇要有统一计划,公家机关、商店使用,必须经过一定领导机关之批准。”私人手中外汇可以通过交易所吸收,而且“交易所应在接近边境出入口繁盛之城镇设立”。(《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329页。)1941年7月颁布的晋冀豫区保护法币条例规定,携带法币出境须有证明文件,10元至200元须县政府或县贸易局证明;200至500元须专员公署或贸易分局证明;500元以上须联办、主任公署或贸易总局证明。(参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14页。)1942年9月颁布的晋冀鲁豫边区保护法币办法,要求“本区一切交易、往来、收支公款,均以冀南银行钞票为本位,行使法币时须向冀南银行分行或其委托之代办机关兑换冀钞后,始得行使”。携带法币进出边区须要领取相关证明:过境须向边境稽征所或区以上政府登记并领取证明文件;出境须向区以上政府登记并领取证明文件;如系存储除向上述单位登记领取证明外,还须向当地县政府登记以资保护。(参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19页。)

但是,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恶性通胀政策导致法币不断贬值,边区不得不对保护法币的政策有所调整。1941年4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冀太联办就发出指示,认为由于日伪对华北法币“用超经济的手段贬低法币价值”,并“排挤旧破法币推入我根据地,吸收物资,捣乱金融,破坏冀钞”,加之由于日寇受到英、美、澳的部分禁运,“敌人夺取外汇的作用减少,可能利用法币掠夺我根据地之物资与破坏我抗日根据地的本位币”,因此边区应改变对法币大量吸收作为冀钞基金的保护政策,转为“加强限制其流通,除向政府交纳税款,向银行交易等公营事业兑使外,其他〔必〕须绝对严禁其行使”。为此必须严厉禁止使用法币,严控折价兑收破旧法币,特别要“明确的纠正以法币为冀钞基金的观点,要着重的指出冀钞,系以全区的生产品与全区总收入及硬币与生金银为基金”。(《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838、839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对日寇向抗日根据地排挤法币的严峻局面,1942年1月,中央财政经济部分析道:“敌人可能以大批法币用各种手段向我根据地抛出,吸收我资源,捣乱我金融,同时敌人为了应付战争,在敌占区可能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今后伪币的购买力也必然日趋下降,这对于我们边币也会发生同样的影响。”为此中央要求各根据地“建立独立的与统一的金融制度,以维护根据地的资源,财政上应努力发展私人经济特别是农业,以其税收收入来解决财政问题,不要依靠发行钞票为主要来源”,通过发展生产丰裕财源。同时中央要求各根据地对外贸实行管制,“尽量作到以货易货,有计划的管理主要贸易,以剩余生产品,换进缺少的或不足的必需品”,尽力实现自给自足。中央对华北根据地的金融形势持乐观态度,认为:“边币的信用相当高,法币的信用反而逐渐下降”,因此在与敌占区贸易时,“可使边币与伪币暗中联系,采取以货易货办法进行之,完全不用法币是没有问题的”。为防止日伪把过去囤积的法币投入根据地吸收资源和扰乱金融秩序,中央建议各根据地应主动出击,“在各主要地区附近压低其价格,以边币换吸一部分,乘机使边币流通范围向外扩展”。如法币已侵入根据地,则“应相机贬值收回,以免侵犯我边币之流通”。(《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17—718页。)
冀南银行1942年8月也鉴于日伪驱逐法币导致法币价值日益下降,“估计对抗钞本币比价差额,可能由五、六折转为三、四折或部分到一、二折之势”,首先,要求“目前太行区各地分行一般的应停止无原则的大量兑收”,如商民确系用于工商活动或维持生计,须区以上政府或各级工商局开具证明,酌量兑换;其次,要求在兑收法币时应暂时以标有地点的新法币为标准;再次,要求太行、太岳二区1942年应分期渐次压低法币折扣至五折以下;最后,要求各分行多兑收之法币绝不应长期保存,而应积极寻找出路外销,如“阳邑、任村等地分行现存外汇可按接近黑市价格,全部拨售给工商局转总局去支配应用”。(《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857—858页。)1942年9月,边区政府号召各级政府财政经济机关及商民不得私自收受或兑换法币,只有冀南银行有权办理兑换业务。鉴于“整个经济形势的转变,必使法币价格日益下降,法币对各地地方本币都会逐渐发生差额,估计对我冀钞比价可能由五、六折转为三、四折或部分到一、二折之势”,边区政府一方面“原则上首先要严格兑收,继续设法制造法币差额,有原则的规定手续,酌量少数兑收”,另一方面“积极调查寻求在本区外法币的出路用途,待法币价值更跌或压至最低的时机,才可大量吸收兑换,将法币推销排挤出境”。边区政府特别提出应该借1942年秋收后出口兴旺时期,将阳邑、任村各分行现存外汇即法币,按接近黑市价格拨售给工商局支配用于法币斗争。(《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43、744页。)1942年10月,冀南银行总行、边区工商总局联合指示各区,“立即开始在一、五、六三个分区降低外汇法价”。(《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859页。)边区政府还严格外汇管理办法,对持外汇输出特种出口货者,由工商局发给外汇登记通知书,再向银行登记,经银行审查货值后具保,再向工商局领取出口凭单。除此之外,“不论公私商民人等,需要使用外汇票据时,须一律事先依法向管理局领取入口货物凭单,持向外汇交易所购买外汇”。(《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48页。)

汇兑业务的开展

为增加各抗日根据地联合对抗日伪金融渗透的能力,1940年8月,冀太区决定实行五行通兑,即冀南、北海、冀察晋、晋西北农民、陕甘宁边区光华五家银行的通汇。通汇能够从经济上促进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密切联系,从金融上促进抗日根据地的经济交流,相互调剂,相互依存,相互发展,并且利用各个根据地的敌寇空隙与弱点,在各个根据地的经济协助下打破敌人的封锁,以解决抗日根据地在对外贸易上所遭受的困难。(参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33页。)
1943年3月,冀南银行规定与各邻近根据地银行货币的兑换价格,分别为晋西北农民银行钞二折、鲁西钞四折、山东北海钞六折、晋察冀边区钞八折。(参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2辑,第755页。)

以掌握出口物资为工具的货币斗争

除上述行政手段外,边区经济管理部门深刻认识到,必须同时采取有效的经济手段,才能取得货币斗争的实效。为此,边区充分利用粮食和山货等农产品战略物资,把物资与根据地本位货币直接挂钩,积极开展货币斗争。

货币斗争的一个关键在于统一管制对外贸易。边区政府在货币斗争中逐渐摸索到一些规律,如“土货出口旺盛时,征收季节时,本币币值高,反之就要下跌”,“由于各种货币所控制的地区经济上有很大不同,因此,不同的季节,就带来对不同货币以不同的影响”。此外,货币斗争“因为各自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策略,同时也有不同的关系”,从而产生货币之间的差额和矛盾。边区的货币斗争正应该利用这些矛盾,巩固本币,打击伪钞。这要求首先“创造一个特别有利的地点,创造出新的对我有利之比值,以此来支持其他地区争取平衡发展”,然后再通过紧缩与膨胀有机结合的手段,对敌展开货币斗争。“打击伪钞不仅要使其币值贬低,尤其重要的在于经过币值之贬低与不稳逐渐缩小它的流通范围”,因此,边区“要尽量多掌握商品交易使它与冀钞发生联系,以驱逐伪钞,争取冀钞实际上的本币地位”。(《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292、293页。)1942年1月,冀南银行表示,要“用有计划的囤集商品,对付敌人之经济封锁。但囤集不是为的发财,而是为了将来之调剂”,即“调剂平抑物价,组织商品流通,增加货币之购买力”。囤积的物资为盐、布、粮食等必需品。,第103页。)面对日伪吸收法币向根据地倾销套取物资的图谋,边区要本着保护法币的原则,“掌握主要商品,或是公营或是掌握交易所,使主要商品与本币发生联系,并维持物价稳定,使法币从商品交易中退出去”,之后再“即刻将收兑的法币拿到有利地区吸收物资,巩固本币”。(《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293页。)

八路军总部所在的太行区,利用粮食和山货资源丰富的经济优势,主动出击,对日伪盘踞的对粮食和农产品高度依赖的工商业城市展开贸易战,不仅维护了根据地本币的信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季节性的物价波动。

1942年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也是边区货币斗争最关键的一年。1942年春,边区在太行区的三个分区进行粮食统制,实行购粮运粮证制度,“使本币和农村商品进一步联系起来,稳定了币值,摆脱了法币的牵累”,同时“利用白晋路和平汉线的粮价币值差额,从西边吸收粮食向平汉线输出,大大提高了本币的信用”。(《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第1辑,第287页。)1942年10月,边区工商总局指示各地组织粮食输出打击伪钞。首先,“利用突击征收公粮的时机,把大量的公粮折款收回”;其次,“除用大量伪钞去区线购粮外,更要以一部分伪钞购买冀钞,造成西部地区冀钞比值高于东部地区”;再次,“在西部地区用一定数量冀钞买粮,其价格要比冀钞对伪钞比值说来高一些,使群众欢迎冀钞”,同时“用一部分伪钞在平汉线敌占区高价买粮,目的在制造其价格高涨,就地卖成冀钞”。,第316—317页。)针对敌伪妄图通过向根据地抛出法币以掠夺粮食和山货的罪恶企图,太行区委领导抗日军民首先通过垄断土产输出反击敌伪的贸易统制,即“由军政机关组织一个太行运销合作社,总社设在辽县,在晋东、晋中等县各设一个县合作社,计划着将来每村组织一个合作社,拟订一切山货、土产必须经合作社才能输出”。(《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第976页。)其次实行特权出口统制政策。“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为了输出而输出”,即“经过登记的出口商人要出口特权,出口货物时先要向县贸易局领取采购证,凭证才能到内地采购,移出县境还要到该县与贸易局领取出境证,才能移出县境,到了边地要经贸易局介绍,到银行登记了外汇,或是在登记了兑换入口货的保证书,县局才能发给出口证,凭证报税出口,将来凭其入口货才能撤销其保证书”。总之,太行区把反击敌伪贸易垄断和打击伪币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在一定的集镇上,允许设立一定数量之山货行,领取营业许可证”,特许其经营山货业务,“换取山货出口证,登记外汇上税,即可出口”。(《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5卷,第987页。)以上措施均旨在打击敌伪以廉价工业品套购太行区山货的图谋,以我为主,主动反击,将山货贸易打入敌占区,换取根据地需要的物资,从而维护根据地货币的本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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